我们会无聊到渴望苦难，是因为我们不是苦难本身

2016-07-09 思郁纸城

布拉格查理大桥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思郁

编辑：日京川

纸城小报：克里玛和昆德拉可以说是最被人熟知的两位捷克作家。而从人生境遇和写作追求来看，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与昆德拉小说强大的哲学思辨和政治隐喻不同，克里玛更像是一个普通作家，隐遁在日常生活之中，不关心政治和时事。他的文字质朴有力，始终表现出对私人生活和私人感受的捍卫。

作为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者，克里玛并没有将这种苦难作为自己的写作母题，而是时刻警惕着这种极端的特殊体验，转而思考人带着这种残酷的记忆归来之后，如何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解，如何对抗政治生活的荒诞性。

克里玛始终与自身的经历保持着距离，因此他也更加理性的在反思苦难的真正意义。对于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欧国家异想天开的集体认知，克里玛作为亲历者，无法苟同。在克里玛看来，他们只愿承担历史的想象，而并不想成为具体压迫的受害者，他们不想成为克里玛，抑或昆德拉。

回到现实生活，也许我们应该从苦难带来的兴奋感中脱离出来，直面我们与苦难的联系。

伊凡·克里玛

克里玛：真正意义上的捷克作家

我们最熟知的捷克作家应该是米兰·昆德拉，而非伊凡·克里玛——卡夫卡甚至不能属于这个特殊的作家群体，他虽然生活在布拉格，但用德语写作，而非捷克语。语言是确定一个作家身份归属的重要标志。

克里玛与昆德拉

正是在对语言的误读上，我们的认识有了错位，昆德拉在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到法国之后，有意识地舍弃了他的母语，他后来的作品都是法语写作，就如同另一位罗马尼亚的随笔作家齐奥朗一样，他们在国际上赢得巨大声誉的作品都是法语作品。这点也招致了很多本土爱国主义者的非议，他们认为昆德拉的小说是故意写给西方人看，并不能代表真正捷克文学。但是在我们的中文语境中，昆德拉的语言困境被遮蔽了，乃至于我们一直将其看作是捷克作家，而非法语作家。

克里玛不同，他的一生之中，除了中间短暂受邀去国外讲学，大部分时间里都留在布拉格，一生都用捷克语写作。就连最困难的时期，也从未想过离开自己的国家，克里玛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捷克作家，生性腼腆，内向，不善交际，但内心坚定。他的小说反应了他的性格，日常生活中的困境，激发出的死亡或爱欲，这种深思始终都是形而下的思考。

克里玛

他做不到昆德拉那样，把任何小说情节都可以升华到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给人的印象中，昆德拉的小说始终技高一筹，因为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够像昆德拉一样，可以在技巧上赋予如此多的时代烙印，他的政治隐喻就是他的词语。但是克里玛胜在文字质朴，简单，清晰，有力，就如同成年人的童话，他的政治隐喻完全源自对私人生活和私人感受的捍卫，这是他的作品被禁多年期间，他仅有的抵抗荒诞生活的武器。

克里玛的童年是在特雷津集中营度过的。集中营三年多生活经历使他思考良多。他的阅读，写作志向，懵懂的初恋，对自由的向往，饥饿的记忆都与集中营的生活相关，某种程度上，集中营塑造了他的童年记忆。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探寻到为何他成年之后如此迷恋童话写作的部分原因，因为在集中营里，一个孩子抵抗恐惧和死亡的办法就是绝望地构想一个童话世界，在那里善的力量最终会战胜恶的力量，这种信念帮助他们支撑着，才得以在羞辱、忧虑、疾病和饥饿中幸存下来。

1939年德国纳粹进入布拉格，当时的克里玛年仅七岁，三年后同父母进入集中营，度过了三年。

但是这种幸存者的代价并未让克里玛成为单纯的见证者，可以说，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从未成为像凯尔泰斯·伊姆莱和普里莫·莱维那样的见证者作家，把大屠杀作为唯一的写作母题。

他所反省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幸存者的经历固然给作家提供了一种极端的经验，但是一定警惕这种独特的经验，如果我们迷恋这种非同寻常的经验，可能会迷失自我本性。不要想从我们的受苦受难的经历中得出正义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只会把我们导向复仇，导向致命的错误，而不是导向自由和正义。极端的经验是无法赋予我们智慧的，因为一切的受难都蒙蔽我们的双眼，只有和自身的经验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青年时期的克里玛

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反思，决定了他以后的写作方向。大屠杀只是他写作的背景，他写作的母题，是人带着这种残酷的记忆归来之后，如何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解，甚至如何对抗政治生活的荒诞性。

克里玛的生活轨迹并没有因为集中营生活有大的冲击。回到布拉格之后，他像普通人一样，读书，毕业，恋爱，结婚，进入文学编辑部工作，写作剧本，童话，小说。如果没有捷克的政治运动，他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作家，隐遁在日常生活之中，像他后来着迷的卡夫卡，不关心政治和时事。

克里玛

克里玛1953年加入捷克共产党，任职于几个重要期刊的文学编辑。正是这段生涯，让他意识到创造自由的重要性：“作家们被朝着伟大的方向培养，被授予国家级或功勋级的艺术家，他们之所以比其他人强，关键在于愿意效力。那些拒绝效力者，不是被迫害就是自杀，在那个年代，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我的疯狂世纪》英文版

他的自传《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结束时，克里玛、昆德拉和哈维尔等捷克作家，在1967年捷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抗议国家对文化的控制，被开除出作家协会。那一年，克里玛36岁，他真正的写作生涯还没有开始。

羡慕苦难和苦难本身是两回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克拉伦斯·布朗在莫斯科拜访了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商讨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文集事宜。有天他告诉娜杰日达说：“我们的任何一个诗人恐怕都会愿意成为你们国家的诗人。”娜杰日达反问他：“并且承担一切后果？”他回答说：“是的。在你们这里，成为诗人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娜杰日达后来评价说，这些从西方到这里的人没有意识到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只会羡慕我们的苦难。

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

这并非是孤立的印象。克里玛在他的两部传记《我的疯狂世纪》中至少有几次都提到这种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欧国家认识上的误读。同样是六十年代，法国头号知识分子萨特和波伏娃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在作家座谈会上，萨特重申了他的观念，即那些在斯大林时期坐过监狱的人，他们的信仰更坚定了，因为“西方已经不能给人们提供任何内容，这个世纪的小说唯一伟大的主题是人和社会主义”。当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和克里玛对这种言论表达出一种委婉的批评时，萨特坚持自己的观点。

艾萨克·多伊彻

克里玛曾在伦敦拜访隐居的艾萨克·多伊彻——以托洛茨基的传记闻名于世的作家。多伊彻劝告克里玛说，斯大林虽然是个集权者，但他与希特勒有很大的不同，斯大林代表的苏联虽然偏离了道路，但是这个道路对人类来说仍旧代表着希望。

克里玛失望的离开了。

七十年代期间，有不少美国作家都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其中有犹太裔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在与克里玛的对谈中，他表达了西方作家对捷克作家的奇特生存境遇的矛盾心态：“西方有些作家有时候甚至羡慕你们这些人写作时所承受的可怕压力以及这个担子所促使产生的清晰使命：你们在社会里实际上是唯一真相的告诫人。在审查文化中，每一个人都过着双重生活——谎言和真实——文学成为了生活的保存者，人们依附和墨守残留下来的真实。我相信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任何东西都不经过审查，但大众媒体却用空洞、歪曲了的人类事情对他们狂轰滥炸。”罗斯后来总结这种西方国家与东欧国家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东欧国家那边什么都行不通，但一切都重要；在西方国家这边什么都行得通，但一切都不重要。

艾萨克·多伊彻的代表作托洛茨基的传记《先贤三部曲》

这几乎代表了所有西方知识分子对东欧国家的集体认知，他们羡慕在那些国家中发生的苦难，羡慕在审查制度如此严苛的境遇中，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人民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所拥有的难以企及的影响力。

小说家阿瑟·库斯勒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做“圣日耳曼德佩区的韵事”。他将萨特为代表的亲近苏联体制的知识分子形容为一群偷窥狂，他们只是通过历史的墙孔来窥视，而不是去亲身体验。那些苏联体制的受害者可以被从容地描绘成历史的受害者。因此，在捷克这样的苏联卫星国，苏联体制被当作黑格尔的精神承担了历史的工作。在这样的距离之外，人们可以争论历史的代价和好处：但这些代价是由别人来承担的，而好处则可以是你愿意想象的一切。他们只承担历史的想象部分，不想成为具体压迫的受害者，他们不想成为克里玛，抑或昆德拉。

克里玛的“在场”与昆德拉的“缺席”

瓦茨拉夫广场，布拉格， 1968年

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后，克里玛是有机会移民的，他接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邀请去授课。当他远赴美国时，他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他编辑的杂志也被禁，他撰写的戏剧广播剧被禁止上映和广播，他的作家朋友们一个个被送进监狱，没有任何渠道公开发表作品，很多人脱离了体制，失去了工作，只能去做清洁工人和擦玻璃工人。这种艰难的时候离开国家，没有人怀疑，克里玛是打算移民到美国。

但事实上，在体验到强烈的自由感觉后，克里玛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谢绝了美国朋友的挽留，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克里玛在《我的疯狂世纪》中回顾这个当初的决定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写作，讲述那些和我的生活有某种关联的故事，而我的生活又和祖国紧紧捆在一起。我将在国外写那些仅有的能深深触动我的事情，而我又切断了和这些事情的联系。这让我觉得很愚蠢。我在这里讲授现代捷克文学，但又自愿从现代捷克文学中退出，这对我来说可能是痛苦的，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我自愿选择终结我唯一在乎的工作。”

我们很难不将克里玛的“在场”与昆德拉的“缺席”作比较。苏联入侵后，昆德拉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电影学院的教职被解除，所有出版的小说也被查封和下架，公开发表作品也没有任何可能。克里玛是在1970年2月回到捷克的，而昆德拉是在1975年决定离开的。他和妻子自动选择流亡法国，后成为国际著名的流亡小说家，至今如是。

克里玛

我们对克里玛与昆德拉的比较并不是为了进行道德评判，实际上，在那种情形之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移民和奔向自由，这无可非议。克里玛选择回国所考虑到的是在国外生活的艰难性，尤其是对写作和语言的担忧，他害怕离开了这片土地，他就连根拔起，再也无法写作，所以他选择了陪伴和在场。克里玛也承认，在那个特殊时期，大多数人关于去留问题的选择，我们都找不到任何普遍适用的答案。流亡或者在场都有充足的理由，只在一个人认为什么样的价值对他的生命最重要，这就足够了。

昆德拉生活在法国后，他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高产期。他强大的思辨性，小说持续不断的诗意，对极权政治空间的拷问，对集体乌托邦谵妄的嘲讽，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当国内政权用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剥夺一个民族的记忆的时候，离开反而意味着一种保护和责任。

定居巴黎的昆德拉

捷克女诗人薇拉·林哈托瓦因为同样的理由，流亡到巴黎。她发表文章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作家有权选择想要生活的地方，也有权选择想要说话的语言，“因为作家并非单一语言的囚徒”。

昆德拉深深赞同这种流亡处境，并将其放置在世界主义的文学背景中进行评价，他追问，当薇拉·林哈托瓦以法文写作的时候，她还是捷克作家吗？不是。她是法国作家吗？也不是。她只是在他方的作家，是世界主义的小说家，一如纳博科夫、贝克特、贡布罗维奇，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当然，这个流亡谱系中，自然也包括昆德拉自己。

昆德拉

在国内的克里玛，选择了一种内在流亡的方式，用地下文学，萨米亚特的方式写作。在1989年之前，大多数身在国内的作家都失去了工作，而在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没有工作，就会被视作社会的寄生虫，会受到审判。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是因此被判入狱。

约瑟夫·布罗茨基

克里玛的作品在被禁期间，他做过护理员、送信员、勘测员等体力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为了让国内外读者阅读到他们写的东西，他们开始利用打印机打印、地下小出版的方式，利用地下手段偷偷传播自己的作品。我们会怀疑，这种写作有意义吗？昆德拉流亡之前，他的每本小说都有十几万的印数。而地下文学手抄本，我们又该如何相信它对人们的影响力量。

《爱情与垃圾》英文版

我们有一份证词，源自小说家菲利普·罗斯1990年拜访克里玛时所见，当时审查制度刚废除不久，克里玛的《爱情与垃圾》也是刚刚出版，他亲眼所见，那天那些等着他签名售书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一直从书店排到大街上。罗斯说，他待在布拉格的那个星期，印象最深的排着最长的队伍不是买冰激凌，就是买书的。他到的那一天，《爱情与垃圾》，时隔多年后，克里玛出版的第一本书印刷量高达十万册。同样那一天，克里玛的第二本书，一本短篇小说集也是那天出版，同样印了十万册。

昆德拉用法语写就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地下文学的意义就是培育了无数位在荒诞年代里仍然热爱文学的种子，现在，种子发芽了。

克里玛说，如果他当时没有回来，他就不会写出如此众多的作品。而昆德拉同样可以说，如果他没有离开，他就无法出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反思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作品。

无论是在场，还是流亡，他们都给历史留下了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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